我弟弟是死在著名肝癌專家刀下 —— 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趙明 致命的消融手術
（希望以此告誡某些醫生和患者，避免悲劇重演！如果此貼造成不便請體諒並刪除，如果不是陷入絕望也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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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回去兩天內就能死掉？”我弟弟問。
“醫生說，只要把現在的藥停掉，預計不會超過六七小時。”我們回答。
這是我們跟弟弟在醫院最後一天的對話。你們知道這對話有多沉重嗎？我弟弟才33歲，他大兒子還沒上小學，小兒子還沒上幼兒園，還有70多歲的父母呀！他的主管主任醫生說，他現在全身各個器官都衰竭很嚴重了，任誰都沒有辦法了，他想回老家再走就回去吧。
就這樣，從醫院回到家不到12個小時，弟弟含憾離世。在之前，弟弟已經在醫院病床上被折磨了五十多天，其中包括在ICU的一個多月，用他自己的話說，每天好像被行刑一般痛苦。因為消融手術後的救治，我們花光了所有積蓄並負債，終究是人財兩空。
三年多來我們陪著他衝破各種困難，他承受著各種治療的副作用眼裡卻充滿堅定和為了年幼孩子表現出的堅強，他甚至從未跟誰抱怨過，更沒有說過放棄。但那一天，他為什麼如此“求死心切”？ ！我想經歷過躺在病床上動也不能動，特別是在ICU住過的人都能理解，特別的是當多家醫生都告訴你已經沒有什麼辦法的時候。
弟弟的這一切，都是拜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趙明教授術前明確表示並讓我弟弟做的“非常安全，非常有效”的消融手術所賜。
弟弟確診肝內膽管細胞癌，於廣州南方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做了左肝切除手術，R0切除，術後恢復良好。近三年多更換不同治療方案，期間絕大部分時間生活自理以及正常工作，也能保持收入穩定，始終是全家的經濟來源。因為我弟弟有一個基因突變，醫生說他比一般的膽管癌患者生存期更長，我們一邊治療一邊正常生活，也一邊等待新藥，也從新藥獲益。
去年，我們去中山大學附屬醫院看趙明的門診，去趙明門診之前，已經諮詢了多個醫生，都是建議全身藥物保守治療，看門診的目的是請他幫忙開PD1免疫聯合靶向治療的藥。
看完之後，趙明說，弟弟現在肝臟的病灶非常適合做消融手術，現在機會很難得，錯過了就沒有了，而且本院的報告是錯的，肝內病灶怎麼量只有3公分，沒有報告的4.5公分，病灶所處位置做消融也安全。
跟家人商量過程中，家人問：“消融有什麼副作用嗎？現在都轉移了，局部治療有必要性嗎？”弟弟回答說：”趙明說手術方案非常安全非常有效，而且病灶位置做也安全。”於是，家人商量既然趙教授都這樣說了，也沒有什麼副作用，自己身體也能承受的話也可以考慮。當天我們就跟趙明說了同意手術，他的團隊隨即安排兩天后辦理住院。
兩天后我弟弟和妻子來到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介入科住院，次日即行微波消融手術，主刀醫生趙明教授。術後當晚，弟弟就感覺不適，並出現腹脹，嘔吐，厭食，乏力等症狀，多次跟醫生護士說，趙明團隊回复都說是麻藥原因。
術後第一天早上，報告ALT轉氨酶8000多，家屬再次請趙明關注，但當時還未引起醫院的足夠重視，一直留在普通病房，晚上複查ALT轉氨酶飆升至15000多，外院醫生說肝衰竭了，趙明還堅持說沒有肝衰竭。術後第二天情況並未好轉，趙明讓繼續觀察，直到家屬諮詢外院醫生後要求做CT檢查以便查找病因協助救治，趙明拒絕了家屬要求，同時讓轉院去中山三院ICU，說過去幾天，做一下床邊透析就好。
轉院到中山三院後，入院診斷：急性和亞急性肝衰竭。轉入ICU立即開展搶救！
第二天ICU的主治醫生找我們談話，說肝衰竭或許還可以考慮肝移植，但是肝、腎衰竭都衰竭就沒有意義了，他們會努力，但家屬要做好心理準備，希望不大。
接下來，我們一周又一周地堅持下來了，儘管弟弟在病床上幾乎每一天都像被行刑一般痛苦，人工肝血漿置換、連續的72持續透析、插管引流、換用各種最強的抗生素等各種治療帶來的身心折磨；儘管每天兩萬塊的費用，那一個月，我們天天在ICU門口守候鼓勵弟弟，醫生說血庫緊張就立即去獻血，每天就在旅店和醫院之間來回... ... 感動了多少醫生和護士。
但最終，病情沒有明顯好轉。在中山三院ICU足足一個多月後，我們多次和主治醫生商量病情后，在他們的支持下轉回老家醫院臨終關懷，讓弟弟臨走時見見家人和親戚朋友，也見見孩子，因為他曾經跟孩子們說過：“等爸爸做完手術很快就回來帶你們去看廣州塔。”可是那已經成為他永遠無法跟孩子們兌現的承諾。
回到老家醫院，弟弟配合各種中西醫的治療，希望盡可能的活多一天，甚至期待有奇蹟。但是奇蹟沒有降臨我們頭上，弟弟還是走了，帶著很多不解和遺憾走的！
我弟弟不止一次讓我們問問趙明教授，“您不是說消融手術是非常有效非常安全的嗎？”
弟弟也多次問我們：“趙明為什麼要說謊騙他醫院報告是錯的，為什麼要說病灶只有3厘米而不是醫院報告的4.5厘米，出事後為什麼又改口說4.5厘米？”在ICU期間，他也問我們：“趙明不是說過來會診和探望我的嗎？” 是的，趙明曾三次主動說去探望他，卻一次都沒有出現過，直到從ICU離開時弟弟說：“他不會來了。”
對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和趙明教授的質問：
1，我們去看趙明門診的初衷是免疫加靶向治療，為什麼趙明極力推薦做消融手術，甚至不惜並明確表示手術方案“非常安全非常有效”，並且推翻了本院的CT檢查報告，說報告上說的最大病灶4.5厘米是錯的，只有3厘米。為什麼術後就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症狀最後導致死亡？ ？
2，手術前有經過全面的科學綜合判斷嗎？
事後一位上海三甲醫生的主任醫生說，現在有些腫瘤醫生，一心想著把腫瘤打掉，不做綜合評估，不評估局部的治療對患者整體是否真正受益以及風險，最終腫瘤沒打掉，人也打沒了。
那麼，我弟弟當時已經多處轉移，而且剛在本院化療沒多久。患者在手術前身體狀態是否得到科學的綜合評估？行該手術對我弟弟身體的受益和風險評估是否充足？
3，為什麼說死者含憾離世？
從弟弟第一天確診開始，他第一個想法就是年幼的孩子怎麼辦，年邁的父母怎麼安排？雖然家庭本不寬裕，但為了能多活一些時日，多陪伴年幼的孩子和盡孝，在親人的協助下，國內外求醫，縱有種種不易，我們從未放棄。但最後，他以這種方式去世了，花光了親人所有積蓄不說，走前近三個月的救治基本天天生不如死的躺在床上。請各位切身處地的想想，作為他家人的我們，如何能釋懷？
一位長期關注弟弟病情並提供幫助的廣州三甲醫院主任說：“我理解你們，如果你們弟弟是因為腫瘤走的，大家都能接受，但是，他以這種方式走，你們很難過，也很難接受。” 是的，這個事情沒有一個合理的交待和處理，我們一輩子沒法釋懷。以後小孩子長大了也會問他們爸爸遭遇了什麼的！
最後，我們都知道這不是趙明及其團隊追求的結果，他們不是有意為之，但是無論是其工作上的失誤還是誤判，都需要為今天造成這樣的結果負上責任吧？
可是出事至今一年，家屬要求醫院會診並調查死亡原因也無法實現，醫生推卸責任，醫院隱瞞事實。所謂的第三方調解機構說幾個月都請不來“醫學專家” 評估，因為廣州的專家都跟中山大學有著關聯。
國家信訪後調解機構加急處理立即請來了“專家”，“專家”說：“消融手術本來就是非常安全的，而且這個手術趙明做得很漂亮，技術很高。” 那麼，這個導致我弟弟死亡的消融手術是非常安全，技術很高的嗎？這個由院方保險公司出資的調解機構組織的評估是一個中立的、公平的調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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